他像自我燃烧的火种，照亮烈士“回家的路”******

　　照亮烈士“回家的路”

　　■李角和 杨仁帮 中国国防报记者 郭冬明

　　千秋英雄气，浩然天地间。

　　前不久，家住江西省乐平市临港乡九墩村的王松根，在好心人程雪清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叔父、志愿军烈士王明的埋骨之地，圆了一家人多年的心愿。通过程雪清提供的线索，王松根还原了叔父生前战斗足迹——

　　1953年，任志愿军54军405团警卫员，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金城战役中不幸牺牲，埋骨他乡。

　　今年47岁的程雪清，也是乐平市人。近年来，他先后为14个省(自治区)184位烈士找到了“回家的路”。

　　“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困难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2009年，程雪清投资失败后，以手机贴膜为生。闲暇之余，他积极参与助残和救援公益活动，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了一抹不平凡的色彩。

　　一次，程雪清在整理家中旧物时意外发现一张新四军复员证复印件。从模糊的字迹中，他辨认出这是外公徐文根的复员证。

　　“对外公的印象几乎空白，只知道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程雪清告诉记者，他出生时，外公已经去世，父母对外公军旅经历知之甚少。

　　外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要深藏这段参军经历？带着一连串疑问，程雪清踏上了寻访之路。

　　起初，程雪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往乐平市及周边县市档案馆查阅资料，均无功而返。他把外公的复员证复印件发到网上，仍石沉大海。

　　正当程雪清觉得“山穷水尽”时，同为新四军后人的乐平市委党校教师徐伟带来一则好消息，让他顿感“柳暗花明”。

　　原来，徐伟看到程雪清发布的信息后，把相关照片转发给景德镇市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张红生。格外热心的张红生，利用寻亲微信群发动志愿者帮助寻找，并联系到开国将军刘毓标的儿子刘华苏协助查找。

　　经刘华苏查阅相关资料证实，程雪清的外公徐文根于1944年参加新四军，编入新四军华中军区，随部队转战多个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身体原因，他经组织批准复员回到江西乐平老家。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每一个英名都值得永远铭记。”程雪清在寻亲过程中，发现还有不少烈士埋骨他乡，因留存的信息残缺不全，甚至有的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从那时起，他决心为这些烈士找到“回家的路”。

　　一天，一位叫彭大华的老人，突然敲开程雪清家门，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外公。

　　彭大华的外公叫黄万生(后化名田英)，曾担任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跟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后，音讯全无。

　　新中国成立后，彭大华父辈得知外公牺牲在战场，对于在哪里牺牲、安葬在哪里等细节，无从知晓。父辈们几经周折、多方寻找，均未能如愿，带着遗憾离世。“如今，我也老了，我想在余生了了父辈的心愿……”彭大华拉着程雪清的手，含着眼泪说。

　　接下来几天，程雪清多次前往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档案馆查找线索，但仅查到了彭大华外公的入伍记录。

　　一个偶然机会，程雪清在旧书网看到一本名为《武山雄鹰》的烈士史料。当他翻到第3页时，赫然映入眼帘的是“田英，又名黄万生，安葬在江西省都昌县大港镇烈士陵园”。他立即与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系，后经反复确认，田英就是黄万生烈士。

　　这是程雪清为烈士寻亲取得的第一次成功，也正是这次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此后，他常常对自己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困难有多大，都不能放弃。”

　　“我们两代人找了您50多年，今天终于如愿了”

　　“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搜集更多烈士和烈士后人的信息，帮助他们圆梦。”程雪清告诉记者，他利用工作之便，先后建立并加入了100余个微信群，添加包括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及社会志愿者等9000多个好友。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乐平市新四军研究会，牵头负责为烈士寻亲工作。

　　经过实践探索，程雪清总结出一条运用互联网寻亲的“三步法”。第一步，通过微信群收集烈士英名墙、墓碑等图片信息，前往中华英烈网、烈士纪念网比对核实，确认烈士身份；第二步，根据比对核实情况，协调全国各地志愿者前往烈士籍贯所在地进一步核实，并寻找烈士后人；第三步，依据烈士后人提供的信息，与烈士生前所在部队、入伍地档案馆和民政部门等再次核实、反复确认。

　　随着寻亲路不断拓展，好消息也越来越多：陕西城固的袁志清烈士、河北邢台的王杰烈士、山东梁山的宋崇贵烈士、四川青神的郑开荣烈士、湖南株洲的颜家龙烈士等，先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

　　“因方言、笔误、地名以及行政区域变更，导致一些基本信息有偏差，加之不少烈士没有后人，让很多烈士‘回家的路’，走得异常艰辛。”说起烈士寻亲的难处，程雪清面色凝重。

　　2021年5月26日，福建的烈士后人朱寿媚辗转联系程雪清，希望帮助确认他叔叔朱家福烈士的身份信息。据朱寿媚介绍，朱家福曾服役于志愿军20军59师175团，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战场壮烈牺牲。朱家福的事迹在家乡家喻户晓，但因缺乏证明材料，当地革命烈士英名录中并没有朱家福烈士的名字。

　　了解情况后，程雪清通过寻亲微信群，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团革命烈士登记表》。经核实，表中“朱介福”和“朱家福”信息基本一致。原来“介”和“家”两个字在当地方言中，读音差不多，导致记录发生了偏差。据此，当地有关部门很快将朱家福烈士纳入新修订的烈士英名录。朱寿媚在写给程雪清感谢信的信封上，饱含深情地写下“恩人”两字。

　　还有一次，程雪清从福建省泉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来的求助信息中得知，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廿七君庙供奉的27位烈士之一饶文全，在相关部门移交的资料上，填写的是“江西省何登乡乔头村人”。

　　当时，程雪清查遍了江西所有地名，也没找到“何登乡乔头村”。紧接着，他查找与之同音或谐音的地名，最终在江西省会昌县找到读音近似的地名“河墩乡桥塘村委会”。

　　程雪清第一时间与会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经多方核实，“何登乡”就是现在的“河墩乡”。后来，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帮助下，他找到饶文全烈士过继的后人饶龙福。

　　“爷爷，我们两代人找了您50多年，今天终于如愿了。”寻亲成功后，51岁的饶龙福带着家人第一时间前往廿七君庙祭拜爷爷饶文全。

　　“每一次寻亲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参与其中，我才是被照亮的那个人”

　　手机贴膜生意，是程雪清一家四口的生活来源。

　　为烈士寻亲难免会影响生意，程雪清的妻子忍不住埋怨：“一天到晚不着家，你到底图啥？”

　　对此，程雪清耐心解释：“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应该坚持走下去，哪有半途而废之理？如果我放弃了，不但对不住为国捐躯的烈士，更对不住烈士的后人。”

　　慢慢地，程雪清的坚持，得到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他的3个侄子和即将大学毕业的儿子也加入了他的“寻亲团”。

　　程雪清的善举，引来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一些公益团体和爱心组织主动提供寻亲经费，被他一一谢绝。

　　“我为烈士寻亲不图名、不图利，就是希望烈士的事迹代代相传，让世人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程雪清说。如今，他每天仍坚持上午9点出摊、晚上9点收摊，稍有空闲就打开微信寻亲群，分享信息、梳理线索。

　　一次，程雪清通过手机视频，连线当地电视台一档节目，借助媒体力量为东山保卫战中8名湖南籍烈士发布寻亲信息。不到一周时间，先后有4名烈士亲属通过节目组成功找到埋骨他乡的亲人。

　　受此启发，程雪清接下来联系“让爱回家”公益寻亲网和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退役军人事务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发布为烈士寻亲信息，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在程雪清的影响带动下，退役军人蒋善金、大学生盛英子、政府工作人员张燕新、交通警察潘迪渊，还有肖伟彬、罗富珍等志愿者，纷纷加入了他的“寻亲团”，接力寻亲。

　　与此同时，程雪清也通过各种公益组织，为更多烈士寻亲。前不久，他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乐平市救援队，把相关烈士信息发布在救援微信群，得到乐心公益事业队员的积极响应。

　　一天，赣南救援队队长杨舒文收到18位赣州籍烈士信息，便立即组织人员帮助寻找，大家历时两个多月，成功为这些烈士找到亲人。

　　如今，程雪清与全国爱心家园寻亲联盟、陕西曙光救援队、江西宝贝回家组织、峨眉飞豹救援队等寻亲组织密切合作，努力为更多的烈士寻找“回家的路”。

　　有人称程雪清就像自我燃烧的火种，不仅照亮烈士“回家的路”，还让更多的志愿者集聚到一起，投入这项公益事业。对此，程雪清深情地说：“每一次寻亲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参与其中，我才是被照亮的那个人。”

　　(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

今冬羽绒服频上热搜 “轻便化”“潮流化”等成新趋势******

　　今冬羽绒服频上热搜 “轻便化”“都市化”“潮流化”等成为新趋势

　　羽绒服成为许多人过冬的日常，大家对它的需求也跟衣柜里其他常穿的衣服一样，希望好穿好搭，呈现出“轻便化”“都市化”“潮流化”“高端化”“机能化”五大趋势。

　　除了保暖还有“新需求”

　　羽绒服话题接连上热搜

　　近一个月以来，“挑羽绒服别只看含绒量了”“羽绒服该如何正确清洗收纳”“羽绒服是不是越厚越保暖”等话题接连蹦上热搜。羽绒服单日微信指数最高达到4.4亿，超越去年同期水平。

　　当“人手一件羽绒服”渐渐普及，消费者在保暖以外对羽绒服提出了更高要求，羽绒服也迎合人们不断更新的穿着需求，在外观、功能、穿着体验等方面迭代升级。

　　填充物是羽绒服的核心。根据华创证券《羽绒服行业深度研究报告》，鸭绒、鹅绒约占羽绒服总成本的45%。有研究显示，在绒子含量相同的情况下，鹅绒的蓬松度均值高于鸭绒1.6%。从市场价格来看，同一规格鹅绒的价格约为鸭绒的1.8倍。并且，过去几年间，鸭绒、鹅绒价格整体呈上涨趋势。

　　2022年4月起实施的GB/T14272《羽绒服装》国家标准，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做出诸多修改。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是将羽绒服填充标准由“含绒量”改为“绒子含量”，同等比例下，“绒子含量”高的羽毛羽绒品质更优，采购成本也相应增加。

　　羽绒服品牌分为三类

　　户外品牌更注重保暖性

　　羽绒服于1936年诞生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国内，波司登、鸭鸭等羽绒服品牌的前身陆续创立，主要进行贴牌加工业务。之后的20年里，国产品牌技术不断成熟，品牌成形。国外快时尚品牌入局，新设计、新技术不断出现，羽绒服逐渐从专业服装演化成大众化服装，时尚属性逐渐增强。2010年后，随着专业户外品牌进入和消费市场成熟，羽绒服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市场上羽绒服市场的三大类品牌包括羽绒服品牌、专业户外品牌、四季化品牌。三者在价格上错位分布，形成了专业户外品牌占据高端市场、羽绒服品牌和四季化品牌占据平价及中端市场的局面。其中，一些国产品牌正在不断向“上”开拓中高端市场。

　　三类品牌平均含绒量都在85%以上，但在绒种选择上有所区分。专业户外品牌羽绒服更多选用保暖性更强的鹅绒，抗寒性能更好，羽绒服和四季化品牌则普遍使用鸭绒。

　　设计方面，四季化品牌多融合时尚元素，专业户外品牌强调功能性防护设计，羽绒服品牌更侧重兼顾日常穿着和专业性能的剪裁、工艺等。

　　消费者愿为“贵价”买单

　　对性价比仍不满意

　　在服装市场整体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然而，目前我国羽绒服的普及率相对较低，市场渗透率仅为9%，与日本、德国和欧美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在羽绒服的人均消费水平上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羽绒服产品优化升级和消费者对羽绒服需求的增加，中国羽绒服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DT研究院发布《2022羽绒服行业消费趋势报告》显示，羽绒服消费有明显的季节属性。近六成消费者“感到需要再购买”。同时，53%的消费者会临近换季再准备。

　　实体店仍旧是大家购买羽绒服的最主要途径。超六成受访者会在实体店直接选购，还有45%受访者会先在实体店选款式再到线上购买。三成受访者倾向在线上直接选购羽绒服。

　　消费意愿方面，受访者中，半数人愿意为一件羽绒服花800元以上，四分之一的人愿意为一件羽绒服花1000元以上。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度更高的品牌中，大多数也是属于中高端价位。

　　但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消费者愿意为羽绒服花钱，但超过一半的人在选购时都遇到过性价比不高的问题。而在回答对近两年羽绒服变化的印象时，“功能变多了”和“品质变好了”的认同度最低。

　　“款式设计”是大家在选购羽绒服时最看重的要素，相当比例的人认同近两年羽绒服的款式在变多，设计感在变强。但当自己真正去选购时，合适的款还是不够多。

　　轻便百搭注重设计

　　国内羽绒服呈现新趋势

　　羽绒服成为许多人过冬的日常，大家对它的需求也跟衣柜里其他常穿的衣服一样，希望好穿好搭。另一方面，随着消费升级和新一代消费者崛起，越来越多人会因为品质、文化、价值、设计等因素而作出新的选择。因此，国内羽绒服市场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五大趋势：

　　趋势一是“轻便化”。羽绒服成为大家冬日出行的必备装备，摆脱臃肿和厚重成为刚性需求，无负担感、能活动自如的羽绒服受到消费者青睐。

　　2009年，优衣库率先推出轻羽绒服饰。而后越来越多羽绒服品牌也推出轻羽绒产品。波司登、鸭鸭和雅鹿的热销羽绒服中都有一半左右强调了轻便的特点。

　　趋势二是“都市化”。如今谈到冬日穿搭，一定绕不开羽绒服。在种草社区讨论羽绒服时，“百搭”比“舒适”热度更高。

　　通勤是都市人生活穿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风格款式适合出门上班的羽绒服受到消费者欢迎。从讨论度来看，羽绒服还可以有更多风格拓展，比如甜美、小香风、日系、街头、学院风等。

　　趋势三是“潮流化”。从热销羽绒服商品的设计元素上看，廓形、撞色、飞行员夹克、绗缝、拼接等潮流元素，克莱因蓝、长春花蓝等潮流颜色，都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羽绒服品牌也通过融入联名等元素，推出更具潮流性的新款羽绒服。鸭鸭与宝可梦IP的联名羽绒服、太平鸟与欧阳娜娜的联名羽绒服都是品牌的热销产品。TheNorthFace1996Nuptse经典款羽绒外套也凭借经典的版型成为品牌热销款。

　　趋势四是“高端化”。从品牌线上热销爆款商品来看，超过1000元价位的商品中不乏爆品。

　　高端羽绒服的价格被消费者接受，四季化品牌、羽绒服品牌也向高端拓展，但从热门羽绒服品牌的线上热销商品来看，波司登、鸭鸭等羽绒服品牌的最热销爆品仍是大众化羽绒服，优衣库、太平鸟等四季化品牌的最热销爆品覆盖了大众化和中端的位置。

　　趋势五是“机能化”。随着户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户外与日常的场景区隔被打破，越来越多户外元素和功能出现在日常穿搭中。

　　专业户外品牌强调羽绒服的高强度机能。四季化品牌的热销羽绒服中，也有不少产品都强调了户外机能的特性，主要强调防水功能。毕竟，大多数人日常外出要穿的羽绒服能应对小雨小雪和寒风就够了。(北京青年报文/本报记者 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