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非合作将迸发新活力（环球热点）******

　　2022年12月15日，在位于埃及苏伊士省的中国巨石埃及玻璃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巨石埃及公司），工人在玻璃纤维生产线上工作。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2023年，是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洲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提出10周年。10年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新的一年，虽然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中非共同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惠及更多人民。

　　务实合作成果多

　　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第二集装箱码头的开港，巩固了阿比让港在西非地区的枢纽港地位，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马里古伊那水电站的建成，弥补了马里国家电力缺口，改善用电紧张状况；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工程竣工，极大改善沿线交通状况，便利民众出行……2022年最后一个月，3项新成果作为中非深化基建合作的缩影，为中非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再添新注脚。

　　“过去10年，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沿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前行，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展现蓬勃发展新气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国家构建了健全的合作机制和广阔的合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升级。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双方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方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入新时代。2022年，中方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率先支持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受到非方欢迎。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非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2022年8月，首批非洲对华正式出口的鲜食牛油果，在肯尼亚利穆鲁镇的桑瑞普工厂完成打包装运，经海运抵达上海港。中国对非投资强势反弹，仅2021年1—9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中非发展基金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在非洲37个国家投资决策了110个项目，决策金额近60亿美元。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合作继续巩固传统优势，承包工程的合同额保持增长。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还有大量医院和学校，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50万个。

　　中非民心相通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向非洲27国提供1.89亿剂新冠疫苗，在非洲本地化合作生产年产能达到约4亿剂，被非洲国家称作“及时雨”。常驻非洲各国46支中国医疗队第一时间投入当地抗疫行动，15支中国巡回抗疫医疗专家组和紧急建立的4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为非洲带去防疫经验、方案和物资。此外，中方还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同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免除15个非洲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

　　非洲最可靠伙伴

　　中国以高质高效的实际行动，给非洲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机遇，赢得扎扎实实的好口碑。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价的，中国在非洲是一个负责任、透明、可靠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中国以行动为导向，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先后宣布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和“九项工程”，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破解非洲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瓶颈。近日，肯尼亚智库“跨地区经济网络”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过去15年，中国在非实施的路桥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正在“真实可见”地改变非洲地貌，帮助非洲国家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和市场融合。非洲人民普遍称赞这是“值得尊敬”的成就。

　　前段时间，剑桥大学和英国舆论调查公司在20余个国家的上万名成年人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非洲国家民众近两年对中国的好感程度明显上升。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对中国好感度从2021年的68%上升到2022年的83%，肯尼亚则从58%上升到82%。美国《新闻周刊》点评，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极布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建“一带一路”，用经贸合作开道，让这些地区的国家得到了实惠，它们对中国好评如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对非关系，一直把加强同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选择非洲，这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重视对非关系，强调中国和非洲同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是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兄弟和伙伴。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陈须隆说，“中国始终重视非洲、尊重非洲、支持非洲，从不在非洲谋求地缘政治私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已经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大国截然不同的对非合作之路。中方坚定认为在未来多极世界中，非洲完全有资格成为重要一极。在非洲站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方愿成为非洲最可靠的坚定战略伙伴。中非关系堪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旗舰’，发挥着引领与示范作用。”

　　继往开来上台阶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前段时间发布了《2022年非洲青年调查》，基金会主席伊福尔·伊奇科维茨说，绝大多数非洲年轻人认为非中合作会带来双赢。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说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发展，但非洲年轻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前景。

　　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姚桂梅在媒体撰文指出，2023年，在世界主要力量深度介入非洲，大国博弈和竞争更加突出的背景下，虽然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有所恶化，但中非合作前景依然看好，中非关系有望迈上新台阶。

　　针对美西方罔顾事实、刻意抹黑中非关系的做法，非洲国家纷纷说“不”，非洲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抗压能力明显增强。意大利经济学家、国际关系专家贾恩卡洛·埃利亚·瓦洛里近日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指出，美国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来加强与非洲关系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和非洲早已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这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任何抹黑中国的陈词滥调都无法抹杀的。

　　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文章也强调，中国处理与非洲关系的方式基于多边主义和民族平等。中非标志性合作框架，如中非合作论坛、共建“一带一路”和“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都是在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的。中国不寻求主宰其他国家，不谋求成为新霸主，也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冷静令人放心，这是它赢得众多朋友的原因。

　　“新的一年，中非关系将继往开来。双方将继续落实2021年11月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实施‘九项工程’，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一年，世界有望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中非关系将更加聚焦经济复苏和发展问题，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将为中非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中方将继续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中非将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非洲在地缘政治和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各大国将更加重视非洲并采取行动，牢不可破、真实亲诚的中非关系将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新的一年将进一步证明，中非合作不仅走在国际对非合作前列，还将带动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非投入，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陈须隆说。（本报记者张 红）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3年01月07日 第 06 版）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来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开凿于秦始皇时期的广西灵渠，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先秦三大水利工程，素有“世界奇观”之美誉，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者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翦伯赞在1963年游览灵渠时，题诗赞道：“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不久前，“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市召开，开幕式的六个主题报告中，就有两位学者谈到他们对灵渠的最新研究成果。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河渠？为何历久弥新，至今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条贯通湘漓的天道

　　“凿开山岭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较多。无限鹊临桥畔立，适来天道过天河。”这是唐代诗人胡曾写下的诗句，他把贯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比喻为“天道”，如同跨越天河的鹊桥一般壮观奇丽。

　　距离桂林东北方向50多公里的兴安县，地处自古就被视为楚越要津的湘桂走廊，有两条著名的河流发源于此。一条是湖湘儿女的母亲河湘江，另一条是旖旎风光甲天下的漓江。湘江是长江的支流，向北流去；而漓江是珠江的支流，向南流去。

　　灵渠全长约37公里，自兴安县城边向北、向西，贯通湘漓两江。

　　据资料记载，当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后，把目光投向岭南地区。因为秦朝的疆域以南，还有很多盛产翡翠、犀角的宝地，并没有纳入版图。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主帅屠雎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征岭南地区，对南方百越部落进行征服战争，史称“秦戍五岭”。

　　但是，素来战无不胜的秦军，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因为百越部落西瓯人非常熟悉山高林密、河谷交错的复杂地形，善于跋山涉水反击秦军，加上秦军又受到粮草供给困难的牵制，数十万秦军一时进退两难。

　　公元前218年，负责军需的监御史禄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大约四经寒暑，至公元前214年，终于凿渠成功，史禄成为开凿灵渠第一人。灵渠的成功开凿，打通了湘江和漓江，船只从长江进入湘江，再通过灵渠到达漓江，可以将粮草运到前线，借此秦军最终战胜了西瓯部落，岭南和中南半岛的北部正式划入了秦朝版图。

　　行走在灵渠南陡边的鲤鱼洲，在状元桥桥头的凉亭里，立有一块高3.2米、宽1.07米的古大理石碑，刻有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后，亲笔题写的《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郭沫若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从此，“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流传至今。

　　经过历代的维护和修缮，灵渠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经过晚唐李渤、鱼孟威先后修浚，灵渠的通航功能已十分完善，“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不仅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还成为中原与海外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主任江田祥认为，在北宋以前，南方地区变乱较多，灵渠主要发挥着军事运输功能，为前方提供粮草等后勤保障；宋朝以后，经济贸易的主要功能逐渐凸显出来了。

　　1939年，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从此灵渠的航运量渐渐减少，直至停运。“如今，灵渠的航运功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灌溉农田、排泄洪水功能还在延续，灵渠两岸的四万多亩农田，都是利用渠水灌溉的。”江田祥说。

　　一道名传千古的奇观

　　历史上往来灵渠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把灵渠吟唱。据资料记载，可查的古诗词就有400余首，散文、历史文献和碑记500余篇，还有一些对联、题刻等。

　　清代诗人袁枚，来到灵渠留下《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一诗，形象地描绘了灵渠沿岸的风光：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这首诗很有画面感，清晰又生动地描绘了灵渠的山水本色，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灵渠流传最广的一首千古绝唱。

　　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1986年10月来到灵渠游览后，写有《秦渠奇迹》：“灵渠奇迹两千载，堪与长城共壮怀。振我十亿腾飞翅，马嘶万里催人来。”全诗气势磅礴、激情飞扬，令人昂扬向上。

　　南陡阁是后人在渠首修建的一座观景台。登阁极目远眺，灵渠的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秦堤、陡门等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令人不由地赞叹其设计科学、建造精巧，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巧夺天工。

　　铧嘴，是一座长达70米的砌石导水堤，位于灵渠大坝的最前端，它与紧接其后的大、小天平两座分流石坝，共同组成拦江分流的大坝，把湘江三成的水流引到南渠、汇入漓江，七成的水流通过北渠，回归湘江主航道。

　　拦河大坝既可阻水，又可泄洪，还能分水。为了建造一个牢固的坝体，秦人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在其四围又铺上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使大坝成为一个整体，任凭洪水冲刷，始终巍然屹立，创造了“水浸松木千年在”的世界水利奇观。

　　枯水期间，坝面没有被河水覆盖，可以清晰地看到坝基的一块块石头，像一片片鱼鳞，连接着清澈的江水，在阳光照耀下，江面和油光的石头交相辉映，闪烁着光芒，炫目的色彩，熠熠生辉。

　　通航，是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

　　因为修建大小天平的石坝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北渠如果是一条直道，势必水流过快，来往的船只容易发生碰撞。因此，古人顺着当地的地理环境，将北渠的航道修建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使渠道逐渐降低到原来河道的高度，减缓了江流的速度，这和盘山公路减缓坡度是一个原理。当地人称之为“弯道代闸”。

　　南渠解决通航的办法，是修建了一道道陡门，这成为灵渠的又一个奇观。南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航行困难。于是，古人便沿着渠道装上若干陡门即水闸，主要的作用是调节水位，以便船只通航，如同现代的分级船闸。

　　船舶上行时，进入陡门之后，关闭陡门，等水流高度达到航行标准时，则船舶进入第二座陡门，再将第二座陡门关闭蓄水，以此类推，逐级前进。船舶下行时，在到达陡门之前，先堵塞陡门，蓄水达到要求之后，即打开陡门，船随着陡门所涌出的大量水流，顺势而下。即使在枯水季节，也能满足航运的需要。

　　秦朝修建灵渠时，是否建有陡门，已无法考证，据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一文，明确记载了晚唐李渤与鱼孟威修建的陡门，北宋以后又陆续修建，最多时有陡门36座，因此灵渠又有“陡河”之称。其中，南渠入口处的第一座陡门，被誉为“天下第一陡”。1986年，来自世界各国的30多位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证实灵渠的陡门比巴拿马的电动船闸早了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

　　有河就有桥。灵渠的古桥，同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据记载，绵延的灵渠先后建有几十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

　　例如万里桥，相传是李渤当年维修灵渠时一并修建的，因为从兴安水路行船距唐都长安远达万里之遥，“登临桥头回首望，距京已有万里遥”，遂有万里桥之名。

　　再如马嘶桥，民间传说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南征至此，本欲骑马过桥，无奈桥已朽坏，战马嘶鸣不前，于是马援便卖马重建此桥，由此得名马嘶桥，为灵渠现存最早的古桥。

　　灵渠人说，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的剪影。

　　置身于灵渠青山绿野之间，无论漫步渠畔，还是行舟渠中，最令人惊羡赞叹、心旷神怡的，还是那顺着渠道流淌不息的清澈渠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漓江，就起源于兴安县猫儿山的河水，与流过灵渠的湘江之水融汇而成，多少精华尽在其中，多少美景聚在这里。

　　一段永留史册的传奇

　　始建于秦朝的灵渠，当时并未留下多少文字记载。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记录灵渠的史书是《史记》，秦始皇在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的同时，“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这句话虽然只是简单提到秦军向南攻击百越，监禄即史禄为其开凿灵渠运粮援军的史实，但为灵渠的由来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正史记载。

　　灵渠建成后，历代在使用和维护渠道的同时，也为之增添了更多历史记述，这使灵渠的传奇随着渠水的流淌而不断延伸和丰富起来。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唐兆民（1906—1984）历经四十余年潜心编撰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其中摘录从汉代到民国历代文献有关灵渠的文史资料397条，涉及的典籍既有经典史书、地方志、类书等，也有游记、诗集、辞典及各类杂记、地理志、水经，还有地图、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拓本等，提供了研究灵渠的宝贵史料。

　　此后，经过诸多学人的持续努力，又陆续出版了《灵渠》（郑连第、刘建新著），《灵渠》（刘仲桂、刘建新、蒋官员等编著），《灵渠志》（兴安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渠历史文化价值与文化战略思考》（崔润民著），《灵渠轶事》（兴安县灵渠申遗办公室编）等一批著作，促进了灵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

　　今后研究灵渠的路径是什么？

　　挖掘和利用新史料，需要进一步收集灵渠的文献资料。“一方面，要更加全面地收集海外材料，如报告、游记和记录等，包括越南入华使臣的汉文燕行文献，他们在往返路程中写下了不少有关灵渠的诗文，可体现灵渠在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考古器物、简牍史料的爬梳整理，现在尚有一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江田祥说。

　　比如，有关灵渠开凿之初的工程构造和形态这一问题，需要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复原。近年来，国内发掘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简牍、乌程汉简等新材料，记载了早期岭南地区与湖南长沙、郴州一带的交通、贸易等问题。

　　江田祥认为，灵渠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要从水运、水利和水文化等方面去着手，挖掘和整合灵渠的文化资源、文化景观、名人足迹、地域文化，像陡军家族、漓江渔火、桂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灵渠的内涵。

　　这是研究灵渠历史学者面临的后续课题。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