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评论员观察）******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

　　河北沧州市吴桥县传承千年杂技文化，展现非遗迷人风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以西部民歌会为载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海南儋州市光村镇传承发展儋州调声，形成特色文化名片；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依托陕北民歌博物馆，打造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地标……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公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名单，91个案例拟入选。民间文化艺术品牌推得出、叫得响，成为文化建设取得累累硕果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800多个县（市、区）、4万多个乡镇，很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它们饱含泥土芬芳、乡土味道；它们留住乡愁、孕育希望；它们有的历千年而不泯、经风雨而不衰，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和血脉。从传统的山歌、剪纸、民族舞、地方戏，到新兴的钢琴、管乐、油画、农民画，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项目，反映了我国广袤疆域里生动鲜活的民风民情，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从事文化创造、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拟入选案例看，有的地方发挥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馆的主体作用，创新打造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服务空间；有的地方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惠民演出、展览展示等活动，有效提升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率和普惠性。生动案例表明，挖掘利用各地优秀民间文化艺术，深入推进文化惠民，有助于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挖掘培育盘活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推动民间文艺积极融入乡村发展建设，能够极大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三农”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在湖南常宁，以农村为题材创作的版画交易额达上亿元；在陕西千阳，西秦刺绣带动全县上万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在山东淄博，淄博花灯以灯带景、以景促灯，助推文旅加速融合发展……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民间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路径，在扩大民间文化艺术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提质。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也应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余名。如何在最大限度保留质朴风貌、原生文化的基础上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怎样在传承发展中适应快速变化的文化市场，是民间文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推动民间文艺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凝聚人心、积蓄力量，既需要强化相关部门的引导扶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离不开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和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根植于乡野沃土、为广大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艺术，凝结着中华儿女的聪明智慧、蕴含着世代延续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责无旁贷、重任在肩。（邹 翔）